兵家促进了中国古代法律法家化

我提出中国古代法律汉唐间没有改变法家老底、从而没有儒家化的观点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但最近读了老朋友张少瑜教授几篇研究古代兵家的大作,觉得他的观点可以作为我国古代法家化观点的佐证。 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具体途径,一是“礼源于祭祀”;二是“刑起于兵”。前者是指“礼”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最初起源于原始祭祀活动中形成的礼仪规则,后者是指刑法最初起源于战争的军法。在我看来,“礼”主要是调整氏族部落内的规则,刑主要是调整没有血缘关系的族外人员关系的规则。儒家思想主要是源于血缘关系的礼制的阐释,法家思想主要是源于兵戎的刑法论述。所以,法家与兵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以致在许多时候,人们分不清谁是兵家,谁是法家。如《尉缭子》一半论治兵近于兵书,一半论治国则近于法家。因为兵家和法家大都是一身两种角色,在内理政,在外治兵,如吴起和商鞅。这使得两家在许多问题上看法非常接近。

第二,法的工具性。法是君主或将领治国带兵的工具,在军队中,法只是将军治军的一个工具,它只约束士兵和下属,绝不约束将军和上级,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军法中有任何一个条文是管总司令的。反而各朝代军令都有一条“违总帅一时之令斩”,只要违反了总司令的指令就可以杀头。这与古代法典没有一条是治君之罪一样的。

“芷江曾是二战时期盟军的空军基地,有飞虎队驻扎于此。我在一份飞虎队队员写的回忆录上发现,美国人将芷江称为‘Chihkiang’。”吴建宏把这个关键信息告诉了钱德湘夫妇。果不其然,他们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线索。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在芷江与中国陆军相关高级参谋人员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并在日本投降时注意事项备忘录上签字。

从实施无薪假企业数来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志愿服务业位居前三名,分别为333家、242家及50家;从实施无薪假人数来看,制造业最多,达13968人,其次为批发零售业,实施人数为3417人。

另据相关报道,台湾当局行政主管部门“主计总处”当日公布台湾7月失业率为4%,较6月上升0.04个百分点。(完)

第四,军法里的平等、公平、公开、公正观念影响了国法。我国古代的法治最早都是在军中实行的。例如,《史记》记载孙武在吴国用宫女练兵,“约束既布,乃设斧钺,三令五申之”。“约束”就是军中的纪律;要用斧钺来保证它的实行,斧钺就是军中杀人的大斧;纪律还要公布,要宣传,“三令五申之”。宫女们嘻嘻哈哈,孙武不顾吴王的请求,当时就把吴王宠爱的宫女拉出去斩了,并且说了一句话:“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法家在维护君权绝对权威的基础上,也强调法的公平性,甚至主张除了君主,其他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即源自商鞅变法对太子老师的处罚。

新华社记者刘芳洲、周勉

钱德湘立刻在美国四处打听寻访,一位日本学生给过他一段只有十几秒的、不完整的历史视频。视频中,今井武夫俯身低头,神情沮丧;坐在一旁的日军参谋中佐桥岛芳雄神色紧张,不停用手巾擦拭额头冒出的汗珠。

“一个国家需要历史记忆。”吴建宏说。

这段珍贵的视频,丰富了我国抗战历史影像资料。平日,尤其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这段视频都被反复播放,激动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心。

目前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2960人,尚有698人正在接受医学隔离观察。

一个威妥玛拼音成为突破口。

当时有美国记者拍摄了日军签字投降的过程,但国内并未保存这段影像资料。正是钱德湘和夫人谭明利,历尽艰辛从美国找到了尘封多年的芷江受降原始视频,并带回国内。

该部门指,制造业中,金属机电工业、民生工业实施无薪假人数有所增加。其中,金属机电工业人数增加是因工具机的上下游、模具、零组件及整机持续受疫情影响所致;民生工业则是因为纺织、成衣等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而人数增加。

第一,“两家”有共同的法治观。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兵家主张以法治军。两者都主张法令要“布之于百姓”“法莫如一而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贯彻法令的手段是“信赏必罚”和“厚赏重罚”。可以说,在依法治军和治国问题上,兵法两家完全相同。

连日来,人们聚集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在这座受降名城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按照他们提供的搜寻关键词等资料,工作人员找来了足足一推车的光盘和胶片,逐个播放给他们看。南京受降,广州受降……在播放到第3个视频的时候,那个烙印在脑海里的场景,即刻出现在了钱德湘夫妇眼前——画面中桥岛芳雄抬手擦汗的动作,让钱德湘夫妇瞬间大喊起来:“就是这个!”

时光“胶片”倒回至2008年。那年,画家钱德湘从美国回到故乡,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请他为芷江受降画一幅大型油画,同时委托他代为寻找芷江受降的原始视频。

第三,律(主要是刑律)和令(行政管理法)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法律部门。这和军队的治理特点及军队影响新朝代是有密切关系的。行政管理是依层级进行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自于军队,军队本身也是一级一级组织起来的。怎么把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组织成有战斗力的军队?靠层级组织。古代刑法中的连坐制来自军中的连坐。连坐最初是在军中实行的。最原始的连坐叫什伍连坐。同伍的士兵之间如有人不努力作战,不协同救援或是战场逃跑的,同伍之人若不制止,就要一同问罪;若长官制止不力,就拿上一级长官来问罪。作战期间,上一级官员有权力诛杀下一级士兵。为什么要追究连带责任呢?因为作战是一种共同行为,技术、战术要协同,个人就不能自行其是。这些连坐的规定本身有些合理性,后来就推广到了行政管理领域。

此外,iOS 14中,苹果终于把选择权交给用户,默认浏览器、邮件APP可以选择由苹果之外的第三方程序接管了,即可被设置为默认浏览器的APP必须具备web浏览的基本属性,包括有输入URL地址的文本框、搜索框、书签栏等,可以准确跳转用户指定的链接而不会出现重定向问题等。

2014年,钱德湘夫妇亲自将这段长达20分钟的视频送回国内。两位老人感觉像“完成了一个使命”。

动身前往华盛顿前,他们做足了准备,并预想了多个原始视频可能的文件名。谭明利说:“档案馆里的资料是海量的,我们要充分准备。我足足准备了8页打印纸。”

第五,中国古代法律不重程序法,此与军法密切相关。军法都很简单,因为士兵的文化素质都不高,太多太细的也记不住,把简单几条背熟了就行。再者,军情万变,执法贵在快速及时,程序太细会耗时太多。而且,军法是将军治军的工具,将军的绝对权威不容有任何削弱,不可能设置一些约束将军惩罚下级的程序内容。

“我找这段视频找了很多年,托人在日本、中国台湾找过,都没有结果。”吴建宏说。

借鉴少瑜兄的上述研究成果,间附我的一些见解,最后得出我的结论: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典不可能儒家化呢?这是因为儒家不会用兵,“慈不带兵”,而法典的制作者和审定者却大都是带兵打仗出身的开国之君、之臣,天然地接近、喜爱兵家,进而也天然地会接近、喜爱与兵家同源的法家。这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法典法家化的一个佐证吧!

第二,在树立君主、将领权威上,两家观点基本一致。法家所言法治的中心是巩固君权,立法、执法、司法权力均掌握于君主,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商鞅提出“君尊而令行”,而要尊君,就要使其集权,此即“权者君之所独制”“权制断于君则威”。慎到认为法治必须“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君主“权重位尊”才能“令行禁止”。兵家的法治论则更是强调将领的中心地位,其法治完全服务于将领对士兵的指挥,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短暂的一幕深深烙在了钱德湘的脑海里。他和夫人马不停蹄地穿梭于美国各个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然而,他们在网站和查询系统中输入“Zhijiang”,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70岁的旅美画家钱德湘特地从北京回到芷江。

第四,兵家和法家两家对“术”(权术)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兵家在力与力的控制中讲求技巧,将帅驾驭士兵需要一定的权术。兵家最早讲“虚实”“诈”“诡道”“示形”“不动如山 侵掠如火”等。法家研究的是驭人之术,即权术,他们要解决的是由于君主专制而突出的君臣矛盾。申不害讲的权术为“操契而赏其名”“藏于胸中示天下无为”,韩非讲的权术是“藏于胸中,以偶众端,潜御群臣”,这些权术里就包含了兵家那些用兵之术,即:真真假假地迷惑人,从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在这方面,二者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第三,兵家和法家两家都重视“势”(权势)。兵家“势”的本意指的是力与力的关系。在孙膑看来,势是一种由高速运动产生的冲击力,使静止的物体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法家将兵家之“势”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慎到将君主的权势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云雾才能高飞,一旦云消雾散,飞龙也就成了地上的蚯蚓。

第一,促成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和战争与军队组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兵家看来,国家组织实际就是军队组织的扩大,君主的权威则来自于军队中的将威。古代打天下的君主往往就是军队中主力部队的将领,如唐代的李世民,明朝的朱元璋,清朝的努尔哈赤等。

少瑜兄在《先秦兵家法律思想概要》(《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中精辟地指出,与法家密不可分的兵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产生了如下重要影响。

青岛市报告科威特输入无症状感染者8例。正在隔离观察治疗的无症状感染者15例(均为境外输入)。